云贵巴蜀之地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聚居之地,这里不仅是茶的原始产地,而且有丰富的茶文化宝藏。特别是在近代中原传统茶文化走向衰落的情况下,这个地区由于民风古朴,受外来文化冲击较少,遗留下许多茶道古风。这些文化风习有汉族的某些影响,但更多的是边疆人民的独立创造。有关资料表明西南地区不仅是茶的原产地,就创造茶的社会文化现象来说,并不一定比汉族地区晚。所以,这一地区是一块亟待发掘的茶文化宝地。
云贵高原既然是茶的故乡,这一地区用茶的历史当然应当比中原要早。许多材料证明,西南各民族知茶、用茶、种茶的历史相当久远,其悠久的程度甚至伴随着这一地区最古老的文明史而来。云南基诺族关于“尧白种茶分天地”的故事便证明了这一点。汉民族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,基诺族同样有一个女祖先,说他们的始祖是一位叫尧白的女子。这反映了人类社会从母系制开始的历史足迹。基诺人传说,在很古很古的时候,尧白不仅创造了天地,而且分天下土地给各族人民。基诺人不喜纷争,不来参加分天地的大会,尧白虽然很生气,但又担心日后基诺人生计困难。于是她站在一个山头上抓了一把植物种子撒下去,从此基诺族居住的龙帕寨土地上便有了茶树,基诺人便开始种茶和用茶,他们居住的高山成为云南六大茶山之一。传说固难当作信史,但汉族的历史同样是由传说开篇。尧白分天地,反映了这一地区氏族部落间的斗争,尧白种茶的故事,把该地区种茶的历史推演到人类文明的原始阶段。
从茶的应用和制作来看,西南民族也应早于中原。茶史研究者大都认为,人类用茶有一个从药用、食用到饮用的过程。基诺族至今以茶为菜,流行所谓“凉拌茶”。当你来到基诺人的村寨里,基诺人会立即采来新鲜的茶叶,揉软、搓细,放在大碗中,再加上黄果汁、酸笋、酸蚂蚁、白生、大、辣椒.盐巴,做成一碗边寨风味的“凉拌茶”请你品尝。这与现代大饭店里的“龙井虾仁”不可同日而语,而应看做茶为菜用的遗风。以茶的制作方法来说,最初也应是从边疆民族中传人中原地区的。周初的巴蜀小国向武王所进茶叶是如何制造不得而知。仅从唐代陆羽详细记载茶的制法来看,中原早期的制茶方法有烤制散茶(或称炙茶)和紧压穿孔便于保存的饼茶。《茶经》谈到茶农生产的饼茶,也谈到文人墨客临时饮茶在山林间临时采茶、烤炙的情形。炙荼之法,需将茶之至嫩者蒸罢热捣,使叶子柔
软而芽笋形状犹存,然后烤炙,以纸囊贮存。至于大量运输、贮存,则以模型压制的圆形穿孔饼茶为便。唐代长江流域流行的这些制茶方法当有其源流,陆羽只不过叙其客观情况而已,并不能证明制茶之法源于中原。从茶叶的流布情形看,很可能是先由西南民族地区兴起而后才流入中原的。我们这样说,并非完全是理论上的推定。至今云南地区流行的一些原始制茶方法便是佐证。
在彝族、白族、佤族、拉祜族等不少民族中,流行“吃烤茶”的习惯。烤炙方法有罐烤、铁板烤、竹筒烤等多种,如拉祜族,是用陶罐放在火塘上,加入茶叶进行抖烤。待茶色焦黄时即冲入开水,烧出的茶香气足,味道浓。佤族人称烤茶为“烧茶”,是先把荼放在薄铁板上烤,然后用开水冲泡。白族烤茶方法与拉祜族大体相仿,只是在荼中又加入糖、米花等佐料,而且加上许多文化意义,有所谓先甜、后苦、三回味等礼数。这就是有名的白族“道茶”。云南四季如春,当地人民现采、现烤、现吃更符合生活实际。所以,在唐代文人眼中视为风雅之举的炙茶之法,在茶的故乡可能早就是普遍的生
活习俗。文化,特别是物质文化,华丽的外表加到一定程度便会返璞归真,归于质朴。从云南烤茶风俗中,我们似乎更多看到茶的原始生产制作方法。
同样,云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流行的“竹筒茶”也很值得注意,它可能是由散烤到紧压的过渡形态,如傣族的竹筒茶便是一个例子。当你登上傣族的竹楼,身着筒裙、腰束银带的少女会立即来欢迎,傣族波淘(老大爹)就要用竹筒茶招待你。姑娘将茶装人新砍回的香竹筒,老波淘又把它放在火塘上用三角架烘烤。用这种方法烤茶,不是使其焦,而是起到软化、蒸青的作用。约六七分钟后,以木棒将茶冲压一次,又填入新茶,这样边烤、边冲边填,直至竹筒内压紧、塞满为止。待烤干后,剖竹取茶,圆柱形的竹筒烤茶便制成了。掰下少许烤干的茶叶放入一只只碗中,冲入沸水,一杯既有竹的清香,又有茶叶芬芳的茶汤就敬献到客人面前。从这套操作技艺中,我们既看到唐代炙茶的遗风,又可看到“紧压茶”的原始形态。唐代长江流域已流行制穿孔的饼茶,为圆形,这或许是由边疆民族的竹筒烤茶演变而来。只不过边疆人民用了更自然而原始的工具竹筒,而中原地区则以模型压制。
从以上几例,我们可以看到茶为菜用、烤制、紧压等制作方法的原始形式。茶从云贵高原发源,然后沿江入蜀,又顺长江走出三峡而至两湖等地,其产地的原始初民想必有一套制作方法。有边民的酸蚂蚁凉拌茶,也就有了中原以茶为菜:有边民的罐烤、铁板烤、竹筒烤,才有了陆羽的炙茶之法和今人的烤青法;有了竹筒烤压的圆柱形茶,才有唐代穿茶、宋元团茶和今人的砖茶、沱茶。从对云南少数民族饮茶习俗的考察中,我们惊奇地发现,在那里简直是一个活的中华茶史博物馆。云南的古人类发现,已经引起海内外的震动,而其他考古发现又证明,这些古人类出现以后,并未停止前进的脚步。当那些古人类一步步迈进文明的门槛后,同样又作出了许多杰出的创造与贡献。封建社会里长期宣传大汉族主义,鄙薄少数民族的创造,是统治阶级的偏见。云南各民族饮茶的历史进一步证明“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”这一重要观点。
或许有人说:“用茶之法、制茶之法可能来自西南少数民族,而茶的礼仪、文化则是汉民族的创造。”汉民族在这方面固然作出了杰出贡献,并加以规范化,但若以为边疆民族饮茶“不知礼”、“没文化”就又错了。我们在介绍饮茶与婚俗时,曾列举了许多云南少数民族的生动事例,其实,不仅是婚俗,在以茶待客、以茶交友等方面,边疆民族更重礼数。人们常说,茶用于祭祀表明从物质现象到社会文化的飞升。而这一现象,并不一定只是中原汉民族的创造。有关材料证明,西南边疆民族,不仅把茶与他们的始祖开天辟地联系起来,而且很早就把茶作为最圣洁的东西用于祭祀活动。
在云南南糯山,居住着哈尼族。云南茶学界的人士,把哈尼族的诺博茶叶)文化称为云南茶文化的摇篮。我觉得,把这里称为整个中国茶文化的发源地也并不过分。哈尼族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,种植茶叶也一千六百多年了。在云南许多古老的茶区都有孔明教种茶树的传说,正确的说法或许应为“孔明发现、促进云南人种茶”。若从孔明入滇南征计算,云南种茶起码是一千六百五十多年前便开始了。而根据基诺人的传说,当地种茶则应从母系制社会,即更早的年代开始。云南许多民族对茶有独立的称谓,如布朗称茶为“腊”,傣族也称“腊”,今勐腊县即因有古六大茶山而得名。这说卿云南各民族对茶的认识并非由汉族而来,恰恰相反,因不知汉族有“茶”的称呼之前便有自己的习惯称谓,后来又长期阻隔,所以才保持了自已的独立名称而未被同化。
哈尼族的“博诺”,也是同样原因而来。但“博诺”的含意,并不是某种植物,而是一种理念,代表虔诚的祭祀和奉献、祝愿。哈尼人无论祭天神、地神、山神、家神祖宗,其主要内容都是“诺”。而“博”则含有发展、发达、吉祥等。“诺博”,便是奉献吉祥之物。茶叶被取了这样一个名字,在某种意义上说,比汉族的“茶”字,社会文化含意还要蕴涵得深广。从对哈尼族各种礼俗的考察也确实表明,茶决不是被当做一般物质生活用品来看待。南糯山哈尼族办许多重要事情都离不开米、蛋、茶。米是基本生活需要,蛋代表繁衍、生息,而茶是表示奉献。盖新房,要把米、茶、蛋先献祖先诸神,新开土地、砍棺木,也要如此。吊丧、婚嫁、招魂、庆典,同样是这三件东西。在这里,茶是与祖先、鬼神交通的媒介。南糯山长期以来是以森林农田混合经济为特点,茶在农林生产中占有突出地位,对茶的崇拜包含着对原始经济的崇拜。到清雍正年间,西双版纳的“六大茶山”,“周八百里,每年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”,“人民衣食,仰给茶山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茶被尊崇是理所当然的。
至于以茶敬客,更是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普遍礼俗,甚至比汉民族更重用茶。侗族以“油茶”待客。油茶是用茶叶、糯米、玉米为原料加油而成,不仅制作方法十分讲究,而且饮用礼仪认真,在举火、献茶、饮用方面都有规矩。居住在鄂西地区的土家族,流行“敬鸡蛋茶”,茶油中打上荷包蛋,蛋的数量少不过三,多不过四,才算对客人的最高敬意。因为,土家人认为,吃一个为独吞,吃两个为骂人,吃五个是“销五谷”,吃六个是“赏禄”,吃七个、八个、九个则是“七死、八亡、九埋”。故以三四个蛋敬客既无居高“赏禄”之嫌,又最吉祥合礼。爱尼族的“土锅茶”有甘苦共享之意。可见,并非边疆民族“不知礼”,“没有茶文化”,而是各有各的礼仪,各有不同的文化风采。
